2500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记载有我国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人们植树的情况;如《定之方中》就写有“树之榛粟，椅桐梓漆。”说的是卫文公徒居楚丘，始建城市，打造宫室，就种有榛、粟、椅、桐、梓、漆。那时人们植树既是美化环境，更是使用方便。当时在黄河流域规模较大的果园里有种桃、李、枣等果树的，也有植桑树的。先人把桑与梓栽在墙旁宅边，以供养蚕，维持生活;并作为遗产留给子孙，促进了当时桑业的发展。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记道：“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兮兮，行与子还兮……”因此，后人对这些树看得很重要，至今人们还常用桑梓来比喻自己的故乡。后魏《齐民要术》记载三国时一个叫李衡的人，在五陵郡龙阳盖了所住房，种千棵柑橘，临终前告诉儿子：“我家乡的住宅有千头‘木奴’，不向你要吃、要穿，每年只纳一匹绢的税，而它们生产的东西就够你用的了。”他儿子后来每年果然收益不少。
古人勤于植树，树木造福于古人。因而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意，他们常对喜爱的树题诗吟咏。如东晋陶渊明不久喜菊兰，还爱植柳。他归隐后就专门在房前种了五棵柳树，自号“五柳先生”;他爱柳、植柳的传世诗有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”“萦萦窗下兰，密密堂前柳。”等。
唐代诗人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都喜欢植树。杜甫虽嗜酒，但更爱桃、竹，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“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。”“平生憩息地，必种数杆竹。”据史料，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，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，“奉乞桃栽一百根，春前为送浣花村。”就是生动写照。素有“柳痴”称呼的柳宗元，他被贬柳州刺史后，在柳江沿岸种了很多柳树，故有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树柳江边”的说法。他不仅植柳，还带头“手种黄柑二百株”，历行“列树表道”“庇荫行旅”的环保美化策略和绿化方针。他的《种柳戏题诗》留有美誉，他的散文《种树郭橐驼传》对指导植树有较高的科学价值，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时，常把植树造林当大事与发展远景来实施，他诗咏道：但愿“红者霞艳艳，白者雪皑皑;游蜂逐不去，好鸟亦来栖。”他常偕部属与百姓一道挥锄、培土、修渠、灌溉;为世人留下佳话。
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，曾主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堤——苏堤，“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图画”，使西湖平添了“东风二月苏堤路，树树桃花间柳花”的美妙景象。他谪居黄州后，在南门外筑东坡雪堂，并在它周围种满竹、枣、栗以及黄桑、细柳等树木，并写有“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麻三百尺”的诗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