赋体诗歌，可简单地理解为散文诗的诗歌，即接近诗歌的散文诗，因为辞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，当辞赋从一条线段中间向诗歌端点运动的时候，就呈现出“赋体诗歌”，向散文端点靠拢则出现“赋体散文”。那么，辞赋向诗歌靠拢，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就增强了，诗歌的抒情性相对削弱，往往这类以赋体为主的诗歌，容易写得肤浅芜杂，散乱无余。正如锺嵘所言：“若但用赋体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”(《诗品》)。笔者认为，赋体新诗在艺术形式上弥补了传统赋体诗的这一敝病。赋体诗歌的散文化倾向，已影响到现代新诗的创作。譬如，郭小川的《甘蔗林──青纱帐》，是借鉴赋体而创新的新诗体式(强调——形式自由、内涵开放、意象修辞)。
古代真正开赋体诗歌先河的是先秦时期的诗人屈原，“楚辞体”中的《离骚》是代表作。由此，赋体诗也叫“骚体赋”。赋体诗的内容是否单一与诗人的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，与诗人的文学主张有很大关系。动乱的政治背景的文学性质属于“乱世文学”，乱世的作家们的遭遇大多带有悲剧色彩，如屈原，曹植等等。恰恰如此，在“出世”“入世”之间，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主题，例如生死主题、游仙主题、隐逸主题等等。
在唐代诗文改革运动中，赋体诗歌再次走向平实。赋本为《诗》“六义”之一，赋本来属于一种文学表现手法，衍进为辞赋体之后，所携带的还是诗歌的特性，比如，直陈与铺叙的特点，就证明一个结论：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，赋法存在相互作用相对运动。因此，在诗歌与辞赋之间可以进行创造改革。在唐代古文运动之前，一直存在诗赋改革运动的。杜甫首开诗赋写实主义赋法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“新兴叙事文学”的典范，至中唐，“元白”二人则从理论与实践上，把赋体诗歌表现得更加技巧娴熟。诗歌的叙事化，加大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，相对迟缓了赋体诗的抒情性和形象性。
